李小平 周正华 小北

作为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核心机构，吏部肩负着文官选拔、考核、升迁及调动的重任，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本在于建立公正、规范的官员管理体系，以实现“任人唯贤”的政治理想。然而，历史实践表明，在专制皇权与人情社会的双重挤压下，吏部逐渐偏离其制度目标，其运作机制中的结构性缺陷使其在特定历史时期异化为滋生腐败、庇护私利、阻塞贤能的体制性病灶。历史对此的深刻反思，不仅揭示了古代官僚体制的内在矛盾，亦为现代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。

制度理想与实践的背离：吏部职能的异化

吏部制度初创于隋唐，至明清趋于完备，其核心职能在于通过考课、铨选等制度实现官员管理的规范化与公正化。然而，制度设计中的理想主义在实践中遭遇多重现实困境。考课制度本应以德、能、勤、绩为基准，但在实际操作中逐渐流于形式，考核结果往往受制于资历深浅、关系亲疏及门第背景。铨选程序本应保障公平竞争，却因“部费”潜规则的盛行而沦为权钱交易的通道。清代捐纳制度的实施，更使吏部职能发生严重扭曲，官职买卖的合法化直接催生了大量以敛财为务的“捐纳官员”，吏部事实上成为腐败行为的制度性出口。

权力集中与监督缺失：吏部腐败的结构性根源

吏部作为人事权力中枢，掌握着官员仕途的关键资源。在缺乏有效分权与监督机制的体制环境下，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极易异化为寻租工具。尽管吏部尚书、侍郎等高官拥有法定权力，但具体事务却由书吏、堂官等基层吏员实际控制。这些群体利用信息垄断与程序复杂性，通过拖延办理、索贿受贿、伪造文书等手段操纵铨选过程，形成了“吏强官弱”的权力倒挂现象。史料记载，外官赴任需向吏部“投文”，若无贿赂则程序拖延、公文积压，此类现象已成为制度性顽疾。腐败行为从偶发性个案演变为系统性痼疾，凸显了古代官僚体制中权力监督机制的失效。

体制性腐败的本质：制度缺陷与行为模式的共生

吏部腐败的本质并非个体道德沦丧的简单叠加，而是制度缺陷与行为模式相互强化的结果。在皇权专制体制下，监察系统受制于官僚集团内部的人情网络与利益同盟，难以发挥独立监督作用；朝廷财政困局催生的“部费”合法化，更使腐败行为获得制度性容忍。这种体制性腐败的特征在于：其运行机制为腐败提供了稳定的激励结构，使善于利用潜规则的“生存型官僚”在竞争中占据优势，而坚守原则者则面临边缘化风险。吏部因此不再是选拔贤能的过滤器，反而成为筛选“适应”腐败规则的官僚的孵化器。

历史反思与现代治理：制度建设的根本性意义

吏部制度的沉疴，深刻揭示了传统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：权力集中缺乏制衡、监督机制形同虚设、制度设计未能阻隔人情与利益的渗透。晚清改革者试图通过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破解此困局，强调考试公平、专业能力与功绩导向，这一探索虽未成功，却指明了制度变革的方向。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构建公开透明、分权制衡、责任明晰的选人用人机制。当前推行的公务员考录制度、干部选拔规范及纪检监察体系，正是对历史教训的回应。然而，历史警示依然存在：任何人事权力若缺乏制度约束，均可能重蹈吏部覆辙。因此，确保人事权在阳光下运行，建立独立监督与公众参与机制，是防范体制性腐败的关键。

超越吏部，构建现代治吏之道

吏部作为历史产物已随封建制度消亡，但其反映的体制性腐败问题仍具现实意义。历史昭示，腐败的滋生不在于机构名称，而在于权力运行机制是否公正透明。真正的治吏之道，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构建“不能腐”的防范机制、“不敢腐”的惩戒体系与“不想腐”的价值导向。唯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才能实现“为政之要，首在得人”的政治目标，使人事部门真正成为选拔贤能、推动善治的中枢，而非滋生腐败的温床。

【审稿：江汇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