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小平 闫晨曦 周正华

当党纪的审查函下达，当监察的利剑高悬，当权力的光环逐渐褪去，那些长期盘踞要职、擅权妄为的腐败官员，终于迎来了命运的审判。在被关进法纪囚笼的前夜，他们并非坦然伏法，而是常常爆发出一场极端、激烈、不择手段的“垂死挣扎”。这挣扎，是权力失衡后的绝望反扑，是心理防线崩溃前的最后抵抗，更是对法治、正义与制度权威的公然挑战。其狰狞与惨烈，令人警醒，更令人深思。

这种“垂死挣扎”，首先体现为权力残余的极端滥用与系统性反扑。即便已身陷调查，部分腐败官员仍凭借长期经营的“关系网”“朋友圈”和未被完全切断的权力链条，试图操控局势、扭转乾坤。他们或指使亲信销毁账目、转移资产、串供伪证；或通过“影子代理人”向相关部门施压，干扰办案节奏；或以“维护稳定”“保障工作连续性”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向组织施加隐性影响，企图延缓处理进程。更有甚者，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前夜，仍秘密召集心腹部署“善后”，试图构建最后一道防线。这已非简单的抗拒审查，而是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系统性质疑与对抗。

其次，表现为对举报者与办案人员的疯狂报复与污名化。实名举报者，往往是他们最痛恨的“背叛者”。在腐败者眼中，这些敢于揭开黑幕的人，是其权力王国的“掘墓人”。于是，在被关押前的最后窗口期，他们不惜动用一切可支配的资源，对举报人实施精准打击：或以“违反工作纪律”“泄露机密”等莫须有罪名启动内部调查；或授意下属在考核、晋升、评优中予以全面压制；或通过司法程序提起“名誉权”诉讼，企图以“合法形式”行非法之实。更有甚者，直接进行人身威胁、家庭骚扰，制造恐惧氛围，以震慑潜在的揭发者。这种报复，是权力异化后的反噬，是腐败者对人民监督权利的最后反扑，其本质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践踏。

再次，是心理层面的剧烈崩塌与人格扭曲的集中暴露。从高高在上的“领导”沦为人人唾弃的“阶下囚”，身份的剧变带来强烈的心理落差。他们或在审讯中百般狡辩，以“不知情”“被蒙蔽”“集体决策”为由推卸责任；或情绪失控，咆哮怒骂，表现出极端的抗拒与傲慢；或突然“痛哭流涕”，上演“悔过秀”，企图博取同情，争取宽大处理。这些表现，是其长期脱离群众、缺乏监督、权力膨胀所导致的人格异化的集中爆发。他们从未真正敬畏法律，也从未建立对人民的忠诚，一旦失去权力庇护，便暴露出内心的空虚、恐惧与极端自私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“垂死挣扎”往往暴露出制度执行中的缝隙与地方政治生态的深层顽疾。在一些地区，腐败官员长期经营“小圈子”，形成“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”的利益共同体。当其面临倒台，整个关系网络可能集体启动“自保机制”：有人沉默以对，有人作伪证包庇，有人则主动“顶包”以转移视线。这种系统性抵抗，使得调查工作举步维艰，也使得实名举报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若无上级机关的强力介入与制度的刚性保障，正义极易在“垂死挣扎”中被消磨、被扭曲。

面对这最后的疯狂，我们绝不能退缩，更不能心慈手软。法纪的尊严，不容挑战；反腐的决心，不容动摇。

必须以更加严密的制度设计，切断腐败官员在落马前的“权力末梢”。强化对调查期间涉案人员活动的全程监控，严查干预办案、销毁证据、打击报复等行为，做到“查处一案、警示一片”。必须建立对实名举报者的全周期、全流程保护机制，从举报受理、核查、处理到事后救济，实行“谁受理、谁负责、谁保护”的责任制，对任何打击报复行为“零容忍”，一经查实，从严从重处理，形成强大震慑。

同时，要持续净化政治生态，打破“圈子文化”“山头主义”，推动监督体系向基层延伸，强化巡视巡察的“利剑”作用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从根本上压缩腐败官员“垂死挣扎”的空间，让其在铁证与国法面前，无计可施，无路可逃。

腐败官员的“垂死挣扎”，是其个人命运的悲剧终章，也是对我们制度韧性与反腐意志的严峻考验。老虎终将入笼，正义终将胜利。但在这之前，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信念、更加完善的制度、更加有力的行动，确保党纪国法的权威不容侵犯，让任何试图垂死反扑的“老虎”，都只能在法网面前，彻底沉寂。

这不仅是对腐败的清算，更是对清朗政治生态的庄严守护，是对“人民至上”理念的坚定践行。我们坚信：阳光终将驱散黑暗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。

【审稿：江汇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