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期：舒然对话杨碧薇：在身体疼痛、南洋经验与先锋精神之间

项目发起人、学术主持：舒然

被访谈人：杨碧薇

平台支持：中国诗歌网、作家网、搜狐网、潜溪文学网、亚洲新闻网等

“21世纪中国女性诗人访谈录”由诗人、学者舒然发起并主持，是一项面向当代女性诗歌现场的持续性深度访谈栏目。栏目以“当代女性诗歌的情感经验、创作现场与精神图景”为副题，旨在通过与21世纪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女性诗人展开对话，呈现她们的生命经验、写作道路、诗学意识、时代感受与精神面貌。

本栏目并不满足于对女性诗人的一般性介绍，也不止于记录诗人的创作经历，而是试图进入诗歌文本、个人经验与时代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，追问女性经验如何进入诗歌，情感如何被语言、身体、空间、记忆、媒介与社会关系共同塑造。当代女性诗歌中的情感，并非只是爱情、亲情、孤独、怀乡等主题的简单呈现，更是一种与身体处境、社会身份、历史经验、地域空间和精神成长密切相关的文化结构。

作为首期受访诗人，杨碧薇兼具诗人、批评家与学者身份。她的写作涉及南洋、海洋、旅行、科技、历史、女性、身体疼痛与先锋精神等多个维度，具有鲜明的思想强度与文本难度。本次访谈从女性生命经验、21世纪中国诗歌中的女性经验、互联网与AI时代的诗歌传播、持续出现的主题与情感、读者理解以及女性诗歌的未来遗产等方面展开，既呈现一位当代女性诗人的创作现场，也为21世纪女性诗歌研究提供具有一手材料价值的文本。

“21世纪中国女性诗人访谈录”希望以持续性的访谈方式，保存当代女性诗人的真实声音，建立具有文学现场感、思想深度与学术参考价值的女性诗歌访谈栏目。它既是一次诗歌现场的记录，也是一项服务于女性诗歌研究的长期文本建设。

杨碧薇，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，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出版《下南洋》《去火星旅行》等诗集、散文集、学术批评集多部。编有《非非诗选》《莽汉诗选》《美丽中国》诗系等。部分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日、韩、西班牙、阿拉伯语等发表于海外并获奖。获艾青诗歌奖·青年诗人奖、《诗刊》陈子昂诗歌奖·青年批评家奖、《十月》诗歌奖、《钟山》之星·青年佳作奖、《扬子江诗刊》青年诗人奖·评论奖等。2021年，在《钟山》与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组织的“新世纪文学二十年”评选中，入选“青年诗人20家”专家榜与读者榜双榜单。

舒然，新加坡华侨诗人、艺术家、策展人兼出版人，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在读。现为国际汉语诗歌协会理事、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、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学艺术工作委员会特聘文艺名家、新加坡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、《有米》诗刊主编、潜溪文学诗电影制片人及“中外诗人专访系列”主持人。

已出版诗集四部：《以诗为铭》《陌上桑》《镜中门徒》《潜行之书》。其中，《陌上桑》获2021年度全国十佳诗集；《潜行之书》中的三百行长诗《潜行者之书》获2025年中国长诗奖“最佳新锐奖”。其诗作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潮》《中国汉诗》《扬子江诗刊》以及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、印尼《国际日报》等海内外报刊，并多次入选年度诗选及重要诗歌选本。部分作品被改编为诗电影与诗音乐，在海内外诗坛产生广泛影响。

曾获“2018年度十佳诗人”“2019年度中国网络诗人”“2019十佳华语诗人”“2020国际诗歌文化交流奖”“诗刊社十佳朗诵奖”“2024中国十佳当代诗人”、2025年中国长诗奖“最佳新锐奖”等多项荣誉，并于2026年荣获第三届国际冰心文学奖及世界华语文学奖，颁奖嘉宾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·索因卡。其艺术作品亦在国际艺术展览中屡获嘉奖。

作为中新文化交流大使、中国诗歌春晚国际形象大使，舒然长期致力于华语诗歌的国际传播、跨媒介转化与公共文化实践。以她名字命名的“舒然诗歌艺术中心”，旨在促进诗歌文化交流，推动国际诗人间的合作，助力诗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，并以持续的写作、出版、影像与空间实践，在国际诗坛发出具有南洋气质与华文精神的独特声音。

一、作为女性写作者，哪些生命经验真正进入了您的诗歌？

杨碧薇：谢谢舒然姐的访谈。你的第一个问题就很棒，给我提供了检阅自身写作的新视角。在我看来，这一提问的妙处，在于它看似漫不经心地贩卖着性别标签，实则十分明确地将矛头指向了社会性。因为无论是男是女，都有一些共通的生命体验。而基于性别的生命经验，往往需要通过社会这面镜子，通过“在人群中”的身份映照才能辨别出来。换言之，“性别”既是生理的，又是社会的。

我的情况也一样。进入我诗歌的女性生命经验至少有两类。一类是身体性的，比如疼痛。以偏头痛为例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就是一种较为女性化的疾病。据说女性患偏头痛的概率是男性的2-3倍，成年女性更是容易遭受偏头痛的困扰，情况严重者会被偏头痛缠绕数十年（偏头痛的终生患病率为18%），直到绝经后，症状才会有所缓解或逐渐消失。我也被偏头痛折磨过，最难受的时候是与痛经一起来。那种滋味，男性怎么能够想象呢？身体的痛觉，与情感体验一朝碰撞，移步到诗歌里，就是隐布在文字后面的疼痛网络。“疼痛”从身体到情感的转码过程，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，无需刻意栽种。

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：多位男性读者与我聊到，在阅读我诗歌时，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痛感。反之，我的女性读者很少提到这一点。这是不是因为男性天生缺少这样的痛感呢？因为缺少，因为这份疼痛对他们而言很陌生，他们才能在阅读中更敏锐地抓取出来。

第二类经验就是社会性的。作为女性，我被歧视、被轻蔑、被污名、被嫉妒。这些“被字句”在我的生命里数不胜数，有些来自男性，有些来自女性。女性，尤其年轻女性，经常会被轻视。有些人并不了解你的实力，你的内在，更不了解你超乎常人的、艰苦卓绝的努力，仅仅根据外貌，就轻易给你下判断。我是一个心理承受力很强的人，对针对我个人的误解并不在意；因为我知道这些误解背后有强大的集体无意识，是深厚的“传统”在作怪。但当我想到，有千千万万的女性也在遭受同样的“被字句”时，就觉得应该写点什么。我在诗歌《女性的政治》里提到，女性被外界关注的点，往往集中在外貌、家庭、配偶等话题上；被忽略的点，则是内在，是“你的阅读，你的创作，你的努力/你骨头里的雄鹰，灵魂中的海洋和恒星”。要改变这样的状况，也需要女性自己努力。我在诗歌《十二个房间·健身房》里向女性朋友呼吁：“停下你P图的手指吧/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，才能够到一点点男女平权”。

总之，当这些源于社会层面的生命经验进入我的诗时，我觉得自己的力量也更充沛了，我不是在孤军奋战，我是带着严肃的使命，为严肃的、有意义的话题在写作。

二、您如何理解“女性经验”在21世纪中国诗歌中的意义？

杨碧薇：标准的回答是，女性经验让中国诗歌更丰富了。但我还想补充另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角度：女性经验、女性诗歌之于21世纪中国诗歌的意义，首先应该从根子上去看。过去的文学是由男性主导的，一定程度上，就是不完整的。而女性写作者的参与，才真正地让文学变得完整，不再残缺。有了女性写作者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，才成为了“人类的”而不是“男性的”文学。

在完整的基础上，我们再来谈论丰富。女性经验会给诗歌带来更多声部，让中国诗歌的面貌更丰富。我更期待的是，女性经验能更好地激发起原创力，让21世纪的中国诗歌涌现出更多的经典文本，从而在未来的中国诗歌、乃至中国社会里发挥引领作用。这一百多年以来，新诗从诞生到发展，众多关键的节点、风尚都是由男性推动引领的。胡适、徐志摩、艾青、穆旦、北岛、张枣……还有许多男诗人，都对新诗发生过重要影响。其中一些人所做的工作，还切实地改变了新诗的走向。女诗人中，产生过重要影响，或带来改变性的力量的，也有舒婷、翟永明、伊蕾、唐亚平等。但与男诗人的名单相比，这份花名册还远远不够，还可以继续扩充。对此，我拭目以待。

三、互联网、新媒体乃至AI时代，是否改变了女性诗歌的写作与传播生态？

杨碧薇：我接着上一个话题谈。在新诗百年历程中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，有舒婷、翟永明、伊蕾、唐亚平等少数女诗人。其中，舒婷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。翟永明、伊蕾、唐亚平等，对后续的女性写作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。（注意，这一影响也是分性别的。在我印象里，几乎没有男诗人说自己的写作受到了她们影响。）还有一些很优秀的女诗人，如陈敬容、郑敏、王小妮等，但若单论影响力，其实更多地也是集中在新诗内部，大一点说，是在文化圈里。外界对她们的了解是有限的。新诗的传播本来就难，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同时信息分层又很严重的当下，新诗要破圈就更难了。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为诗歌提供展示机会，一方面又让海量的内容湮没了有价值的诗歌。

新媒体可以纳入到互联网的衍生序列里。总的来说，我认为还是要积极地看待互联网。一旦放弃这个载体，诗人们就更没有传播的阵地了。互联网刚在中国兴起时，确实有一拨女诗人得益于此，受到了更多关注。但仔细一想，女性诗歌的写作生态，并未因此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。那一时期冒出来的女诗人，值得一提的首先是郑小琼，她的诗影响了一批打工诗人。她还趁热打铁，有意识地创作了带有明晰的性别指向的《女工记》。还有尹丽川、巫昂、宇向，在写作方向性上有严格的自觉。遗憾的是，这些人都没有提出明确的、系统的诗学理论。除此之外，放眼望去，在那一时期的热闹氛围中，尚没有哪位女诗人明决地提出过有别于前人的、具有全新引领性的诗学主张，更没有谁依据自己提出的主张，进行清晰的、长期的写作实践。倒是在海峡那边，和翟永明同代的台湾女诗人夏宇，一直有鲜明的写作特征。她还将写作与行为艺术结合，实际上把写作也纳入了当代艺术的表现范畴，影响了台湾的后现代诗歌书写。

千禧年那个互联网传播风口一过，如今的互联网传播就难上加难了。社交媒体在更新换代，网上的内容投放更多、更杂。现在比我年纪小一些的青年一代，无论是男诗人还是女诗人，都要面对被海量的网络信息湮没的挑战。我注意到，一些年轻人写得不错，但是把作品投放到网上，并没有赢来多少点击量，有些优质内容的点击量只有数十个甚至更少。

现在AI来了。AI对未来、对女性诗歌会产生什么影响，这个我还不好说。我是个凡人，不敢保证自己的判断力和预见性，只能结合以往的经验来猜测一下。人类历史上总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新事物，很多情况下，“新”就意味着争议。围绕着新事物，会有不同的声音、激烈的讨论。因此，AI今天受到广泛的争议，也并不稀奇。如果这些新事物能顺应时代发展，那么它们就会留下来，并且还得不断调整改变自身，以适应时代发展和人的需要；如果它们不能顺应发展，那在热闹一阵之后，也就被淘汰了，再无人问津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些留下来的、曾经的“新”事物，都是伴随着争议一路走来的。比如妇女解放、自由恋爱，比如新文化运动里周作人胡适等人都讨论过的新的贞操观，再比如民营经济。诸如此类，只要顺应了发展，哪怕饱受再多的争议，也会留下来。

我与很多人讨论过AI。有一次，我旁听一位记者的采访。记者忧心忡忡地问受访者，AI的冲击是否让他们感到彷徨，无所适从。显然，能提出这样问题的记者和我一样，是文科出身。而受访者无一例外都是理工科出身，他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，认为AI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，让他们的工作更便捷，更顺利了。这真是很值得深思的对比：回到人文领域，尤其是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学艺术领域，人们对AI的质疑更多，焦虑情绪更强，不可避免地担心人的创造会被AI取代，人类宝贵的原创伦理得不到保护。若现实一点说，也是担心会丢掉饭碗。

怎么改变这种情况，消除焦虑情绪？我认为首先还是要回到争论上。今天，我们文科对AI的争论还不够，而且太单一了——据我观察，这些年来，谈来谈去都是那些老话题，看似前沿，实则早被真正的前沿专业甩到身后千万里了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多多议论关于AI的话题，还有别的新话题，说不定在争论中就会有新的思路冒出来。

四、回望自己的写作道路，哪些主题与情感始终在持续出现？

杨碧薇：始终在持续的主题：对历史和文明、对当下与未来的思考；南洋；海洋；科技与科幻；个人情感；旅行；女性；诗歌本身；艺术（也包括摇滚乐、电影、摄影等）；美；生命。

始终在出现的情感：忧患之情；关于文明、政治与历史的危机意识；个体的孤独感；对人类建设的迫切心情；对不同文明、不同人的赞美；对汉语的赞美；对不同地方的喜爱；乡愁，对自然和宇宙的赞美。当然，还有爱情、亲情和友情。

五、在您的作品中，您最希望被读者真正理解的部分是什么？

杨碧薇：我最希望我的广度、深度与难度被读者理解，而不只是诗中的情感。

以南洋题材为例，我的“下南洋”系列里有大量的背景知识，我在诗里布下了海量的“机关”，很多表达充满了深思熟虑。但在与读者交流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大部分人读得浮光掠影，只浅尝了字面义，并不了解文字背后的东西。例如一座城市：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。我在诗里为何特地用它的古称“巴达维亚”，而不是用今称“雅加达”？在名称的选择上，我是基于怎样的精心考虑？这些都是与广度和深度有关的，可惜不少读者把这些细节漏过了。

再如，标签化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我从十多年前就与摇滚乐这个标签绑在一起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在接受访谈时，总有人提到摇滚乐这一话题。可是，摇滚乐是什么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，对我的诗、我的整个写作又意味着什么，在我诗歌里发挥着怎样的影响，我怎样用文字的形式来转化摇滚乐的经验——在我之前，别人是否有过相关探索，是如何处理类似题材的（涉及到具体的写作过程，如何去写，其实就是难度的问题）？这些真正深入的问题，访谈者没有触及到，也未曾细心探究过。总之，对他们来说，文本不重要，文本背后的内容不重要，要做个访谈，先贴标签就够了。

这样的访谈一多，我后来都不再回答了。我会告知对方，在此前的访谈里，我已回答过类似的问题，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回答第二遍。自身遭遇的情况，也促使我经常反思自己，提醒自己该怎样对待文学。好在我既写诗歌，也做文学评论与研究，可以随时切换身份。我会想：我阅读别人的作品时，会不会也只停留在文本表面，而不愿深入探究，不愿主动找资料去刨根问底？我访谈别人时，是否会做足功课，把受访者此前接受的采访都看一遍？后来，我在访谈别人时，就精心地设计了问题，避免让他们也陷入不负责任的“标签”提问里。我访谈过的人不多，有张清华、蓝紫、冯娜等。在访谈前，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。他们曾在别的访谈里回答过的问题，我就不再提了。我转而从他们的作品尤其是近作中，寻找新的研究点，提出新的访谈问题。我提醒自己：千万不能把他们简单地标签化、概念化。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标签。没错，对待文学，无论是写作、评论、研究还是访谈，我必须付出百分百的认真，一滴水都不能掺。否则，我连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。

六、如果为21世纪中国女性诗歌留下些什么，您最希望留下的是什么？

杨碧薇：我最希望留下坦荡、自由、野性、勇气、反叛、先锋精神、破局能力、变革力量，还有示范性。

过去的女性诗歌中已包含了大量的美好品质，从不缺温柔、优雅、坚韧、贤惠等。相对来说，坦荡、自由、野性、勇气与反叛还是少了点儿，先锋精神也少。我希望我能为21世纪的中国女性诗歌带来这些相对缺少的东西。

有此意愿，我就应该更加严苛地要求自己，用更扎实的创作与研究，来尽可能地、一点点地靠近理想，期待能为中国女性诗歌增添一点破局的能力和变革的力量。我希望自己一生的努力，能做出哪怕是一小点儿示范；而所谓的示范性，说到底，还是要落实到经典文本上。我愿不懈精进，向此目标靠近。

（供稿：洛青）

【审稿：江汇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