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特约评论员  良友）

法治的公平正义源头在于立法权的纯粹与公正。当立法权沦为利益集团的私器、境外势力渗透的工具，法律便不再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盾牌，反而会成为侵蚀法治根基的毒药。全面依法治国要行稳致远，必先以最严厉手段清除立法腐败这一“源头之污”，这不是选择题而是生死题，不是阶段性任务而是根本性前提。

立法腐败的危害早已不是理论推演，而是真实发生的法治危机。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京毅案，堪称中国“立法腐败第一案”的典型标本。这位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“法律精英”，凭借主导外商投资领域立法的权力，与同窗律师、同僚官员结成封闭利益圈，将10余年间相关立法变成“定制服务”——在法律条文里刻意预留审批漏洞、嵌入企业利益诉求，通过“企业行贿—立法设租—审批放行—律师费洗钱”的利益链条，收受巨额贿赂845万余元，甚至为特定企业的境外股权转移量身打造法规依据。此案牵涉商务部、工商总局多名官员，形成了“精英立法腐败”的窝案串案，暴露了部门立法模式下，权力异化导致“立法为私”的巨大风险。这种将公共规则工具化的腐败，比执法腐败危害更烈，正如培根所言，不公的裁判弄脏水流，而立法腐败成因则直接败坏水源。

如果说郭京毅案是权力与资本勾结的显性腐败，当下赵宏之流及北大法学院相关机构的资金隐忧，则是更隐蔽、更深远的立法渗透风险。作为北大法学院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，赵宏主导的项目接受瑞典国际开发署长达20年的巨额资助，累计金额或达数千万元，却从未公开资金明细。这笔资助绝非单纯的学术扶持：瑞典方面明确将“欧盟核心价值观”作为资助前提，主导课程设计，开设大量弱化中国法治语境的西化课程，定向安排学生到具有政治倾向的境外组织实习，甚至推动相关人员以“中国人权专家”身份在西方媒体发声，形成“资金输入—思想植入—人才输出—舆论造势”的完整渗透链条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该机构拥有立法建议权，却以“学术隐私”为由拒绝公开境外资金来源，正如舆论所质疑的：“拿着境外带条件的资助，给全国人大写立法建议，谁能保证条文不是替金主量身定做？”这种“学术依附”背后的立法干预风险，直接威胁国家法治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，其危害性远超一般腐败。

立法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异化，其破坏力直指法治核心。当立法被利益集团裹挟，法律便会成为“部门利益合法化”的工具，出现“好处归己、难处推人”的乱象，损害法治统一与公信力；当立法受境外势力渗透，法律精神便会偏离中国国情与人民利益，沦为西方价值观输出的载体，动摇国家治理根基。更严重的是，立法腐败具有持续性，一旦“恶法”出台，其危害会贯穿执法、司法全过程，即便后续反腐力度再大，也难以挽回法治公信力的崩塌。当前，部门立法的惯性仍在，高校等立法建议机构的境外资金监管存在盲区，利益集团“游说立法”的灰色空间尚未完全封堵，这些都为立法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，打击立法腐败、筑牢法治源头防线已刻不容缓。

全面依法治国，必先“依法治法”。打击立法腐败，首先要斩断利益链条，对利用立法权设租寻租者实行“零容忍”，像查处郭京毅之流那样，不仅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，更要倒查立法流程中的监管漏洞；其次要破除信息黑箱，建立立法建议机构境外资金强制披露制度，参照国际惯例制定“类似FARA法案”的审查机制，对接受境外资助的机构参与立法建议实行“裸奔式”公开，不公开则取消资格；更要重构立法体制，强化立法的公众参与和多方博弈，打破部门立法垄断，让法律真正成为平衡各方利益、维护公共福祉的公共产品。

法治的生命线在于公正，公正的源头在于立法纯净。立法腐败一日不除，公平正义便一日难成。唯有以“最严厉手段”筑牢立法防腐墙，清除权力寻租与境外渗透的隐患，才能让法律回归为公为民的本质，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坚不可摧的根本前提。这既是维护国家法治安全的必然要求，更是亿万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深切期盼。

作者：良友

【审稿：阿渊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