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特约评论员  良友）

法治社会的话语体系中，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是一项重要的权利原则，它划定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，为市场主体和公民的行为自由提供了清晰指引。但在实践中，一些人却将这一原则曲解为“法无禁止即可胡作非为”，打着“合法”的幌子肆意突破道德底线、损害公共利益，这种错误认知不仅违背法治精神的本质，更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侵蚀。

从事实层面来看，“法无禁止即可胡作非为”的事实在现实中屡见不鲜。部分市场主体利用法律的滞后性和监管的空白地带，从事“擦边球”式经营活动：有的平台以“算法中立”为借口，放任低俗内容和虚假信息泛滥；有的企业在“创新”的名义下，设计层层嵌套的金融产品，变相收割普通消费者的利益；还有的个人钻法律条文的空子，实施网络暴力、恶意营销等行为，却以“法无明文禁止”为自己开脱。这些行为在形式上似乎没有触碰法律红线，但实质上却违背了法律的立法初衷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“唯法条论”的思维方式，割裂了法律与道德、权利与责任的辩证关系，将“可为”异化为“任性为”，让法治原则沦为个人牟利的工具。

究其根源，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与“法无禁止即可胡作非为”的本质区别，在于是否坚守马克思主义法治精神的内核。马克思主义法治观认为，法律并非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条文，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，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、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工具。在社会主义中国，法律的本质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，其制定和实施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、实现社会共同利益。因此，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的前提，是行为本身符合马克思主义法治精神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不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要求。反观“法无禁止即可胡作非为”的论调，其本质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法治观，它将个人权利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，无视法律的价值导向和社会伦理的约束，最终只会导致权利的滥用和法治的异化。

要杜绝“法无禁止即可胡作非为”的乱象，让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回归法治正轨，必须明确这一原则的三大前提。一是法律本身要符合马克思主义法治精神。立法机关在制定和完善法律时，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让法律条文既具有刚性约束，又蕴含道德温度，从源头上堵住“钻空子”的空间。二是法律要与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相匹配。社会主义法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土壤和文化传统，既要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，更要体现中国国情和文化特色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体系，让法律成为引领社会风尚、弘扬公序良俗的标杆。三是法律要契合中华民族共同的公平正义价值认同。公平正义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价值追求，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生命线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，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，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法治框架内享受权利、履行义务，感受到法治的温度和力量。

法治的真谛，在于权利与责任的统一、自由与秩序的平衡。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不是放任自流的“通行证”，而是划定边界的“导航仪”，其生命力在于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精神的深度融合，在于与社会主义制度、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追求的同频共振。唯有坚守这三大前提，才能让法律真正成为保护人民权益、规范社会行为的坚实屏障，让法治始终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。

作者：良友

【审稿：阿渊】